屡酿冤案 DNA鉴定还靠谱么

DNA鉴定30多年

从饱受质疑到成为缉凶利器、定罪铁证

现代法庭科学正在经历一个“大清洗”的过程。一些存在了很长时间的法庭鉴定方法在频繁出错后逐渐退出舞台或被完全抛弃。

已有100多年历史的“牙齿指纹”咬痕分析，如今已被普遍认为不靠谱。

指纹分析，也发生过明显的误识别情况。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爆炸案后，FBI根据从犯罪现场装有爆炸装置的塑料袋上提取的指纹，以“100%”指纹匹配的理由将美国律师布兰登·梅菲尔德逮捕，布兰登在监狱里呆了两周，洗清嫌疑后，他获得了200万美元的赔偿以及FBI的正式道歉。

“微观头发比较”分析面对的情形更为严峻。2015年，美国当局正式承认，在2000年以前超过20年的时间里，至少90%微观头发比较分析的证据存在错误！

英国基因学家发明

DNA分析一度被认为是例外者，是基于攻不破的科学之上的无过失的技术，是最靠谱的“黄金标准”。

1984年，英国基因学家亚力克·杰弗里斯在研究基因顺序时，发明了DNA鉴定技术，并迅速将其投入应用，帮助英国警方破了两起案件。这使得DNA鉴定技术闻名全球。

从此，法庭科学迎来了新的时代，一个不再建立在直觉或主观技巧而是以人类基因为本的时代。

很快，英美多家私人公司嗅到了其中的商机，率先开了法证DNA实验室。

进入美国司法系统时遭挫折

但正如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杰·阿伦森在《遗传证据》一书所写，这一技术在进入美国司法系统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对DNA鉴定技术的不了解、缺乏统一明确的鉴定标准和判定标准，辩护律师对DNA鉴定证据的来源、过程产生质疑，这导致其很多时候不被法庭采纳。

1995年，在美国著名的世纪大案——辛普森案中，辛普森的梦幻辩护团队正是靠着攻击检方的DNA证据样本可能在提取、实验室处理过程中受到污染，从而导致这一重要证据作废，原本的铁案惨遭翻案。

逐渐地，DNA鉴定的标准在改进。由执法部门主打的犯罪实验室通过对员工的培训保证鉴定的质量和准则。FBI建立了DNA数据库（COBIS），收集罪犯的DNA数据，同时对做出贡献的实验室进行认定，试图标准化收集、储存样本的程序。

辛普森梦幻辩护团队成员、DNA专家巴里·谢克和彼得·诺伊费尔德在1992年创办了“洗冤计划”，利用DNA鉴定技术推翻错误的判决。

他们同时发现，DNA证据暴露了美国司法系统中的种族歧视、地方歧视等问题。20多年来，两人成功通过DNA鉴定技术使178名无辜获刑者被洗清罪名，其中大部分被误判有罪的都是黑人。

谢克和诺伊费尔德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写道：“辩护律师睡了，检察官撒谎，DNA鉴定之于司法，就像是望远镜之于星星——是一种看清事情真相的方法。”

CSI效应 走上神坛

在帮助无辜者翻案的同时，DNA鉴定也变成了刑侦缉凶的重要手段。2000年，乔塞亚被宣判有罪的第二年，COBIS只有不到50万DNA数据，在COBIS存在的前两年，只帮助了1600起罪案的调查。但现在，COBIS中的DNA数据已达1500万之多，仅在去年就对好几万案件的调查有贡献。

随着《犯罪现场调查（CSI）》、《海军罪案调查处（NCIS）》等美国刑侦剧的风行，DNA鉴定的神奇也日渐深入人心。这甚至产生了一种“CSI效应”，受到这些美剧的影响，陪审团只需要听到三个神奇的字母——DNA——就会达成有罪的判决。

旧金山律师比克卡·巴罗近20年处理了无数包含DNA证据的案子，他发现，DNA“铁证”的地位已根深蒂固：“在很多情况下，对很多律师来说，要打倒它代价高、耗费时间。”

反思

技术离不开人

避免不了主观

纽约大学教授艾林·墨菲近期表示：“讽刺的是，你拥有了一项本该在法庭上消除主观的技术。但当你开始深入当下实验室运行的方式，你会发现主观仍在那里：标准不一，训练水平不一，技术水平不一。”

去年，墨菲出版了一本名为《进入细胞：法证DNA的黑暗面》的书，列举了十几起DNA鉴定证据错得可怕的案例。

有些变成了笑话，困扰德国警方15年的“海尔布隆幽灵”一直被视为最神秘的连环女杀手，在40多个犯罪现场都检测到了同一DNA，最后却发现，该DNA属于一位专为德国警方犯罪实验室制造测试棉签的奥地利工厂女工——消毒没能销毁这名女工留在棉签上的DNA。

有些则变成悲剧。非洲裔美国青少年德维恩·约翰逊在2003年的一起偷窃案中因DNA证据认罪，8年后约翰逊被释放，原因是内华达一间警察局承认，其犯罪实验室无意间将真凶的DNA与约翰逊的调换了。

有些则很麻烦。2013年，流浪汉卢奇·安德森因涉嫌谋杀百万富翁拉威什·科姆拉被捕。加州警方会咬上安德森，是因为在科姆拉指甲中发现的生物学物质中找到了安德森的DNA。安德森被关了5个月，直到律师提交了安德森的不在场证明：谋杀发生时，他正在当地医院治疗。真相是，为安德森进行治疗的医生案发当晚受命为科姆拉急救，不经意间通过同一个氧监测设备将安德森的DNA带到了犯罪现场。

在墨菲看来，安德森的经历说明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在DNA鉴定中，污染的风险是在明面上的，可以通过小心的态度、适当的技术预防。而DNA转移——细胞会在人们触碰、说话、洗衣服时从一个人跑到另一个人身上、从人身上跑到物品上——无可避免。

以往，DNA一直被视为直接接触的无可辩驳的证据。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DNA并不总是待在原地。由于每个人掉落的细胞数量不同，从一件物品上提取到的最强有力的DNA证据并不一定属于最后触碰它的那个人。

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与小伙伴握手两分钟，之后再握刀。对这把刀提取DNA样本分析，结果发现，小伙伴的DNA在其中85%的样本中都检测到了，其中20%更属于主要DNA或单独DNA。

“毫无疑问，DNA证据仍然是一个宝贵的调查工具，但科学家和法律学者都强调，需要更多确凿的事实才能判断有罪或无罪。正如所有形式的证据，DNA只是一个间接的线索，”《科学美国人》杂志的彼得·史密斯这样总结。